早在20多年前，网络聊天室方兴未艾，当时自称“新新人类”的年轻人们第一次体验和远在天边或近在咫尺的陌生人仅靠网络就产生情愫。虽不知对方是男是女，是人是狗，但看着屏幕上朦胧暧昧的字句也能意乱情迷，产生无限遐想。网友见光死也成为一个搞笑桥段，出现在各种电影、电视剧中。网恋主题的小说迅速取代琼瑶式故事，给“浪漫爱”注入新活力。

随着网络交友产品不断迭代，网恋越来越普遍。据共研网最新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约有3000余万人活跃在各大线上交友平台。资本早已嗅到商机，在匹配的各个环节收费：想看更多对方资料，展示更多照片，开启语音聊天，每进一步，都要收费。然而无论这些产品对用户群怎样细分，每个使用者如何层层筛选，真到了线下见面还是失落大于惊喜。只有少数幸运儿真的在网上找到合适的伴侣。选择更多，失落也更多。

同一个人，在线下偶遇我们也许会心动，但在线上可能因为某个资料不匹配而被筛掉。爱情无法算计，几乎是“浪漫爱”电影的铁律。英国经典爱情喜剧《BJ单身日记》到了2016年的第三部，直接把男二设置成一个创办社交网络的数学家、英俊潇洒的亿万富翁。他的精密计算系统当然比不过官配真爱达西先生。达西先生对妄图靠数据匹配情感的商人调侃讽刺一番后，仿佛捍卫了人类最后的阵地：爱情。

【资料图】

于是后来的一批社交产品，从Tinder（暂译火苗）到Soul（暂译灵魂伴侣），主打一种“返璞归真”，放弃展示复杂的个人资料，只靠图像或者声音让用户选择，尽可能让心动回到感官直觉，而非靠理性。但情况似乎依然没有变得更好。

从纯文字聊天到个人信息，再到图片、声音，互联网在释放幻想的同时，似乎必然会消解真实。除了真实相对于幻想的落差，人们真正感到失望的还有什么？

早在2005年左右，法国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就预感到这一趋势。彼时她在《冷亲密》中犀利地指出，在市场化的未来，情感可能成为一种可被评估、检查、讨论、协商、量化乃至交易的实体，原本“热”的亲密关系正在趋于冷静、理性，并越来越受到粗粝的功利主义影响而被“放冷”。换言之，“冷亲密”时代正在到来。

比如最初来源于经济学和营销领域的“情绪价值”说法，如今成了婚恋交友中的高频词；层出不穷的线上课教你科学脱单，求偶本能现在要付费学习。于是恋爱变成这样：我们像产品经理一样打磨自己，像销售冠军一样包装自己，只为了等价交换一位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伴侣。“

《冷亲密》，[法]伊娃·易洛思 著，汪丽 译，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

这种情感的商品化影响的不只是现代人的亲密关系。这些年，易洛思一直在丰富她对情感的研究维度。在她看来，原本瞬息万变且难以捉摸的情感正在成为理性化的对象，从不同侧面巩固着“情感资本主义”的统摄逻辑。

例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心理咨询在美国逐渐成为主流体制的一部分，人们被鼓励通过回溯过往赋予痛苦新的意义。这种国家层面大力推广的心理治疗话语，更大程度是为了让人们情绪稳定，更好地适应社会。“情感健康成为一种新型商品。”

今年4月，易洛思的《冷亲密》出版中文版。我们通过邮件采访了易洛思，从当下的网络交友聊起，延伸至亲密关系中衍生出的新现象，进而过渡至更广义的情感层面，去关照流行趋势中需要警惕的危机。

采访中，易洛思惊讶于“情绪价值”这一说法的赤裸，也对近些年心理咨询的流行表现出几分担忧。当被问及ChatGPT等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时，易洛思坦言，看似独属于人的情感其实最容易被操控，真正区分人与机器的是知觉、意识、批判性思维。不要做“理性与自我意识过剩的傻瓜”。

伊娃·易洛思，出生于1961年，现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情感社会学、性别社会学及文化社会学。她曾被德国《时代周刊》称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12位思想家之一”。

网络交友让人

像推销商品一样展示自己

新京报：你对网络交友类软件的分析同样在中文世界引发关注。近年来，中国也出现了类似Tinder的一系列交友软件，但不少网友都不同程度地感受过线上线下的落差，在“奔现”后很快觉得“下头”，转而折返线上世界，开始新一轮寻觅。为什么网络上建立的“好感”会频繁遭遇“变现”的困难？

伊娃·易洛思（以下称易洛思）：头脑具有不可思议的能力，我们可以想象不存在的事物并对其产生强烈情感。即便我知道安娜·卡列尼娜是小说虚构人物，但在读到她自杀时我还是会哭。事实上，情感和想象之间有很大关联。

这一点很讽刺，因为我们认为情感本应是自身最真实的部分。但事实上，情感能十分有效地将我们与充满想象的作品联系起来，这也包括我们自己创造的想象之物。

其次，我认为与一个人会面并发现他/她具有吸引力，这是与网络相识十分不同的认知和情感过程。网络相识要先通过文字描述的资料页和美化处理过的照片再发展到线下，去了解这个人真实的声音和身体。这两种相识体验和对他人的评价方式也截然不同。

电影《单身日记：好孕来袭》（Bridget Jones"s Baby ，2016)剧照。

换句话说，我们会面临两个问题：第一，遇到的人总不如我们的预期；第二，我们会发现这两种模式之间很难切换——从线上我们使用的内在自我投射的交流模式切换到线下外部世界中一个能移动、会说话且希求我关注的真实对象上来。

我认为，想要坠入爱河，你对另一个人的信息其实不必了解过多。通常，我们通过一种迅速且整体的判断而坠入爱河，我们会对包括肢体动作、声音、语言在内的一切做出即刻反应。

而在网上的个人资料页中，信息会以不同的方式传递给我们。它会被语法解码，支离破碎且各不相连。你会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地接收到一些零散信息。因此，你不会像面对面认识某人那样用感官来加工这些信息，而是通过认知语言机制来处理。这是一种很不同的组合他人信息的方式。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大约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情感与情感商品日益捆绑，人们对恋爱的感受逐渐需要通过消费体验来印证。如今，网络交友平台的流行与这股情感商品化的浪潮间是怎样的关系？

易洛思：在分析时我们应该区分技术和商品化，尽管这两者之间紧密相关。我认为自20世纪初以来，浪漫关系的互动就已经开始商品化了。餐厅、酒吧、电影、度假等只是夫妻或情侣生活及体验浪漫关系的一些方式。休闲的商品化领域已经成为人们相遇和浪漫关系实践的主要阵地。

约会交友网站是另一种类型的商品化，它不太以生产享乐（production of pleasure）为目的，不像餐厅或度假区。它是把互动中各种细微的方面都给商品化了。在这点上，Tinder是最糟糕的公司。比如，要是你想在个人主页中放四张、而非一张照片的话，你必须付费；要是你想查看给你发送“喜欢”的人都是谁，你得付费；要是你想回看由于不小心而错划掉的匹配网友，你得付费；要是你想给别人发送一个“超级喜欢”，你还是得付费。在这些社交应用上进行最微小的操作都需要缴费。

它们通常需要类似于官僚机构的工作，并且还会浪费大量时间。你必须生产出你正在消费的商品，即浪漫关系。你觉得自己是竞争市场上的一种商品。因此，你会使用同样的市场营销方式和品牌标签来推销你自己。

社交应用Soul在应用商店。

新京报：你曾在接受采访时称，像Tinder这样的应用促成了性体系和情感体系的分离。从性革命的历史进程看，不少学者认为性爱分离是突破“浪漫爱”叙事的关键阶段。但你指出，这种分离在某种程度上把赋予男人的权力制度化了，可以展开谈谈这点吗？

易洛思：典型的男性或霸权型男性不会袒露脆弱。男性气质关乎力量、耐力，以及承受痛苦和赢得比赛的能力，再加上对敌战斗这个能力。别忘了在古代只有男性才能成为战士。克制有关脆弱的情绪会给人力量，而男性——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都不想放弃这种力量。

另一方面，女性则倾向于特别认真地对待情感和浪漫爱，有时我都在想她们是不是过于认真了？男人用性来获取权力和地位。女人有时也会这样，但比起男人来还是要少得多。女性利用性来建立联结。这就造成了两种性别之间的根本差异。

女性这样做的原因有很多：女性被教导要关心他人；女性是关系型的社会生物。她们往往需要婚姻和母职才能获得社会地位以及经济稳定。男人在性方面的超然冷静（detachment）能够让他们获得权力，这是因为在任何浪漫关系的互动中，表现出超然若离、漠不关心或较少关心的一方会显得拥有更多权力。

“情绪价值”的流行：

人完全可能对AI产生依恋

新京报：如果说上世纪末，浪漫爱还会与玫瑰、烛光晚餐等联系，需要外部商品来印证爱的强度；那么如今，交易范围似乎已经延伸至“情感”本身。这两年在中国的交友平台，经常能够看到不少自我介绍中写着“能提供情绪价值”（即能够感知到伴侣的情绪，并提供恰如其分的支持），当“情绪”与“价值”捆绑，这意味着现代人的亲密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易洛思：天哪，还有这种说法！刚读到“能提供情绪价值”时，我觉得好笑。但至少，它非常直白地道出了一个事实，即这是一种交换、一种交易，情绪支持工作是这种交易中的一部分。它还表明，情感和情感健康已经成为人们思考他们的浪漫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

不管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亲密关系中，善于管理情绪都已经成为一种获取社会地位和稳固亲密关系的关键社交技能。现在，个人成了他们自身的经营管理者。因此，人们必须调动他们所有的情感和人际交往技能来确保表现得专业，在亲密关系领域也是如此。

电影《社交网络》 （The Social Network ，2010)剧照。

新京报：对情绪价值的推崇正在改变人们对AI（人工智能）恋人的看法。你会如何看待“24小时在线、永不消失”的AI恋人（比如Replikas）？人类真的会对机器产生感情吗？

易洛思：这是个十分有趣的问题。我想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讨论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时最关切的问题。（编者注：超人类主义是一个国际性的文化智力运动，它支持使用科学技术来增强人的精神、体力、能力和资质，并克服人类不需要或不必要的一些局限，如残疾、疾病、痛苦、肌体老化与偶然死亡等。）我认为，人类是否会对人工智能机器产生依恋以及如何与它们维系依恋这个问题，将与生命延续问题同等重要，甚至会更加重要。

我不确定人类是否会与人工智能恋人坠入爱河，因为坠入爱河往往发生在一种不确定性的状态（a state of uncertainty）之下。只有在能够任意行使其自由选择的生物面前，不确定性才会成立。就目前而言，人工智能还不存在那种不确定性。

电影《你觉得我是谁》（ Celle que vous croyez ，2019)剧照。

但我也认为，人类完全有可能对人工智能机器产生依恋。想想我们对狗的情感依恋，狗不会和我们说话，狗对世界的理解（我认为）也并非出于自觉。但即便我们知道这一点，也并不影响我们对狗产生深度依恋。

我并不是说狗像机器人，我是想说，我们已经开发出很多非人类的依恋选项（repertoires of attachment），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很稀松平常，而且这一选项还可以再增加。

此外，最不容乐观的一件事：在人工智能世界中，像Replikas这种迎合的是男性期望。具有霸权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的男性，他们往往期望女性成为他们意志的客体，期望女性只有有限的情感和思想，从不评判他们，不会小题大做，并能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

当我们谈论某项技术时，谈它带来的客体化（objectification）会更易于理解，但这种客体化也是一种社会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男性是如何看待以及怎样对待女性的。对我而言，问题在于男性和女性是否能同样使用这门技术。毕竟在主流女性视角中，男性常常是主体而非客体。

电影《社交网络》 （The Social Network ，2010)剧照。

亲密关系中的痛苦

未必来自原生家庭

新京报：多年来，你一直关注现代人的情感问题。从《消费浪漫乌托邦》（暂译，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起，你的研究便处于社会学中情感、文化与资本主义议题的交汇处，你也自称情感社会学家，关心情感实践以及依附于情感的观念的改变。我很好奇，最初，情感是如何进入你的研究视野的？它是否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困扰？毕竟在社会学传统中，带有主观色彩的情感似乎与寻求中立、客观的社会学旨趣是偏离的。

易洛思：在我还是个少女时，爱情是我最关心的事情。像很多年轻的女孩子一样，我也读爱情小说、看浪漫喜剧。后来，女权主义以及我对女权主义的探索消解了爱情在我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再者，身为法国人，我深受社会学传统的训练，它认为阶级至关重要。

于是，我很想知道是否可以将布尔迪厄对文化和艺术的开创性分析——它揭示了对文化和艺术的欣赏在不同阶级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应用到情感研究，特别是爱情中来。看看阶级分析是否也可以运用到爱情和情感研究上来，来自不同阶级的人是否会有不同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最后发现的确如此。

电影《社交网络》 （The Social Network ，2010)剧照。

新京报：在最新出版的《爱的终结》（暂译，The End of Love）中，你持续关注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文化如何改变了我们的情感和浪漫生活。你在序言中提到，自己过去二十年在情感研究方面的宗旨是——坚称“对私人、亲密生活的无序化的分析不能只来自心理学”。那么，你认为在情感领域，社会学能够提供的有别于心理学的贡献是什么？

易洛思：社会学的巨大贡献在于：浪漫关系中存在很多的混乱和痛苦，但其中许多痛苦其实与你的童年经历无关，而是与现代性的以下状况有关：个人主义；要求具备竞争力、自主和自立技能的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有关选择和自由的迷思，它让我们独自去面对很多的抉择；以及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都是为什么爱越来越难的原因——尽管只是部分原因。

新京报：在将情感作为研究对象的过程中，你自身的情感立场或情绪波动曾对你的研究产生过影响吗？也就是说，当情感作为一种方法时，你会如何看待社会学研究中所谓的“价值中立”？

易洛思：我当然认为应该秉持价值中立，尽管这是一个难以达成的理想。就像我们都会更加敬重一位试图秉持中立（即便做得不完美）的法官，而非一位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保持中立的法官，因为后者会让他的偏见（歧视黑人、针对犹太人或其他任何偏见）优先于他的判断。

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力争达成价值中立：广纳各家之言、权衡不同的解释、用数据说话并让实地工作经验来改变我们的前提预设，多路径地去探索一个既定的社会事实可能会带来哪些不同的后果。虽然我们做不到完全的价值中立，但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努力尝试，自会有所不同。

情感不是唯一的真实，

甚至无法区分人和机器

新京报：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脉络中，资本主义被认为是将人异化为无感情的机器部件的元凶。但你挑战了这一观点，提出“情感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不会导致情绪衰退，反而创造了一种新的情绪文化，可以展开谈谈这点吗？

易洛思：马克思、韦伯、齐美尔(Georg Simmel）或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都将现代性视为热情的冷却（a cooling of passions）。根据这些社会学家的观点，无论是官僚主义、机器还是机械化的生产过程，都会导致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热情冷却的动机则是他们用来理解现代性的关键。这是由于人被异化，因为由大型且非个人化的官僚结构来掌管人的生活，因为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中需要更多的自控能力。

如果遵循这种论述逻辑，那么情绪、情感就应该变得越来愈少。但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见证了一种全新文化的兴起，即心理学与自我完善的文化。情感通过心理学和大众媒体变得更加强烈，情感也被商品化，进而成了有巨利可图的一个来源。

关键的社交场所也成了销售商品的市场，它还鼓励你为了心理健康、幸福或享乐去改变和塑造情感。现代人更有自控能力，更能意识到自己的情感，也更注重人际关系中的情感管理。

新京报：的确，这种自我完善文化的兴起表现之一就是心理咨询的流行。你在书中提到，大概自从20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一种疗愈型的情感风格逐渐成为法国的社会趋势。人们通过整理自己的人生叙事，来直面“情绪”，消化“痛苦”。时至今日，这种以心理咨询为代表的疗愈式情感风格已在西方社会走过大半个世纪，据你观察，心理咨询的侧重点是否发生变化？人们对心理咨询的看法呢？

易洛思：我认为精神分析过去致力于帮助人们管理自身的痛苦，一次成功的精神分析能让某个人通过它去好好工作和爱。就是这样。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心理学的范围愈加扩大，自我又有了全新的目标。不感到痛苦或能够去爱和工作还不够。

现在，你需要发挥出你所有的潜能。于是，人们把自我变成了一架可操作的机器。幸福和自我实现成为新目标。这些都是更加难以实现的。它们可以建构出一整个完全不同的生活。

《扪心问诊》（In Treatment，2008）第一季剧照

新京报：在中国，这一趋势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直到近几年，各种流派的心理咨询才开始流行。相较于此前被压抑和忽视的状态，情绪日益被命名，被合理化了。

今天的人们普遍因“情绪终于得到正视”而备受鼓舞，不过，你在2019年接受法国《新观察家》杂志采访时却直言，这一趋势需要警惕。

易洛思：生活在情感文化中总比生活在压抑的文化中要好得多。但问题在于情感该如何表达。我发现，成问题的是，情感已经成了现实的根基。人们过于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情感，以至于情感已经成为人们体验真实的唯一方式。

这样一来，每个人自身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你让我感觉如何则是我们之间关系的现实。这意味着人们会退缩回主观性领域中去，个人成了唯我论式的单子（solipsistic monads）。于是，其他层面的现实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主观感受等同于真实，同时它也成了其自身存在的正当和合法理由。

新京报：今年来，ChatGPT（聊天机器人程序）正在全球范围引发讨论。对于“越来越像人的机器”的担忧，折射出的是“越来越像机器的人”的恐惧。你认为，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未来，情感还会是人类最后的筹码吗？

易洛思：我并不这么认为。情感易于被操控，它也很容易适应一个非人的世界。在一本非常著名的科幻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中，人类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机器人和人类已经无法区分的世界中。（编者注：1968年美国科幻小说家菲利普·K·迪克代表作，电影《银翼杀手》即根据此书改编。）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美]菲利普·K·迪克 著，许东华 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10月。

唯一能区分他们的方法是“同理心测试”（“empathy test”），因为只有人类才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但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情感与信念和认知相关，要是你能设法操控信念和认知，也就可以操控情感。所以，我们不应该依靠情感来区分人和机器人，而应该依靠知觉、意识、批判性思维来加以区分。

作者/申璐

特约翻译/汪丽

编辑/荷花

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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